多频道的人①|列夫·曼诺维奇:做我们通常不做的事

约四年前,我在伦敦的一次研讨会上,听闻国王学院传授裴开瑞(Chris Berry)提出“多频道的人”(Multi-channel People)这一概念,对此,他注释道:“任何具有跨文化、跨界糊口体例的人都具有如许的性格特质,不是吗?我们在这里有一部门本人,在那里有一部门本人。”

彼时,英国“脱欧”公投竣事不久,特朗普迁就任美国总统。伦敦文化界对此一片哀嚎——在这座全球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都会中,住满了行色渐渐、满世界飞的“多频道的人”,多年来,他们习惯了跨文化、跨时区、跨界的糊口及工作体例,而“脱欧”公投的成果和特朗普被选对他们而言,无疑是当头一棒——这个世界上本来有多量“单向度的人”,他们怀想单一民族、单一文化和单一国家,无论这种“单一”能否真正具有过,他们但愿这种“单一”是具有的。

过去十年间,我别离在美国纽约上州、洛杉矶、英国伦敦客居,目前栖身在德国柏林——诚如每小我是多面的,每座城市也有分歧的面貌。国际化程度较高而糊口收入较低的柏林,一面是岁月静好的宜居生态,另一面是跌荡放诞崎岖的人生百态,这里汇聚着为数浩繁的艺术家、音乐人、派对动物、朋克一族、半退隐的革命者、积极的社会勾当家、无业游民、作家,还有良多形无影、去无踪的过客,大概,他们都有些像“多频道的人”——他们的常态难以被“单一”的界定;他们的身份具有多重标签,以至他们的地舆位置也常常游踪不定。

然而,新冠疫情从头设置了我们对“常态”的认知,之前习认为常的工具(包罗旅行、工作、社交、户外勾当,以至食物),竟都成了糊口的豪侈品。我不由想到,疫情之下,那些“多频道的人”,过得还好吗?

碰见纽约城市大学计较机科学系传授列夫·曼诺维奇(Lev Manovich)前,我们已是七八年的网友——值得一提的是,他在脸书上的网友有逾五千人。据他说,因为网站对老友数设置了上限,所以才“区区五千”。我昔时在同济大学念本科时,曾特意网购了一本列夫撰写的《新媒体言语》(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),该著作被视为新媒体范畴的殿堂级教科书,而其时,我正预备申请美国的研究生院。若干年后,我从美国雪城大学录像艺术专业结业,因为专业相关且同在纽约州,我和列夫就成了网友。直至2019年秋,我们才在柏林正式碰头。

那天,我践约赶至市核心的Diskurs咖啡馆,这里距离我工作的时代艺术核心(柏林)很近。列夫穿戴T恤和短裤,神采慌忙,他说,本人正在为麻省理工大学即将出书的一本著作进行收尾工作,柏林则为他供给了恬静写作的场合。言谈间,列夫不竭用手去扶红色的铝合金眼镜架,眼神横扫四周,透显露些许在纽约客身上常见的对过程的不耐烦。

列夫告诉我,过去几个月,他连续去了26座城市及国度,不竭地演讲、开会、讲话、著书,这是他30年来初次远离美国粹术界,去世界各地巡游,而作曲家身世的韩国太太则临时分心担任其司理人。列夫语速奇快,加上略微浓厚的俄语口音,不时令听者有囫囵吞枣之感,但其火速的思维和毫不掩饰的批判精力,令人印象深刻。

列夫在文化勾当丰硕的柏林十分活跃。学术之外,他对设想、美食、旅行富于乐趣,我们也时常就这些话题展开切磋。在我和先生栖身的腓特烈斯海因区,列夫和太太深受此地自在而国际化的空气吸引。在一家名为“空”的川菜馆内,我向列夫注释为何这里极简的设想气概连系了“小清爽”与“禅意”,他敏捷接话道:“这和上海的某些处所很像,不是吗?”我说:“大概更像成都。”我在国外糊口多年,碰到过的外国人傍边,可以或许精准把握中国现代文化中丰硕的条理与细节,还能像列夫如许精确理解此中视觉文化潮水的人,百里挑一。

2020岁首年月,武汉新冠病毒疫情暴发的动静传到欧洲,其时正值中国夏历新年,列夫在脸书上向我问候:你的家人还好吗?我告诉他,我在上海的家人都好,不外,父母对我说,若是病毒延伸至欧洲,他们担忧自在散漫惯了的欧洲人,难以敏捷顺应这场公共医疗危机。列夫答复道:这是个很成心思的概念,但愿事态不会恶化。

然而,仅仅几周之后,新冠病毒就在欧美延伸开来。二月中旬,我动手采办消毒液、口罩等事宜;三月初,德国人起头抢购卫生纸,而我购得了市场上仅存的几个口罩(拜见文章《为什么柏林人还不戴口罩?》);三月中,柏林连续起头居家办公,而纽约的疫情则急转直下,我想起列夫,便扣问他的环境,得知他曾经和太太购得第二天直飞韩国首尔的机票,而且是单程的。

一起头良多人对纽约的疫情成长深感惊讶,终究,纽约承载着接近于人类文明金字塔顶端的意味意义——不外,对真正领会纽约的人来说,这座城市的社会复杂性、极端不服等,以及当前美国的政治场面地步令通俗公众的糊口并欠好过。然而,作为典型的“多频道的人”,列夫很懂得审时度势,正所谓“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”,照他的话来说,他并不担忧本人抱病,只是万一要去病院,在纽约超负荷运作的医疗系统中,环境实在不容乐观。

他说:“这几天来,我时常想起你父母的话,欧佳丽不像亚洲人那样具备集体观念,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变得有规律性,所以,我甘愿去亚洲避险。”几天后,与太太平安抵达首尔的列夫又告诉我:“我们住在首尔的公寓里,我每天伏案写作,一写就是几个小时,窗外还有斑斓的樱花。我感应很幸运,及时撤离了纽约,我们在肯尼迪机场离境时,目睹只要亚洲人戴着口罩、眼罩和手套,机场工作人员没有穿戴任何防护配备,我默默地向他们送去担心的目光,随后赶紧登机。”

列夫说:“2000年,我第一次来亚洲,去了日本和中国,我立即认识到——21世纪将是‘亚洲世纪’。亚洲很多国度在视觉文化方面都有惊人的创造,且将留意力放在社区扶植上,亚洲人对于群体和他人会赐与更多的考虑;同时,他们在手艺开辟及使用方面也十分领先,这就是我成为‘亚洲狂’(Asian fanatic)的缘由。当我去韩国、中国或泰国时,我感应,这些社会大概具有各类问题,但总的来说,它们的社会功能是健全的。再看美国,概况上运转顺畅,但其实是一个功能失调的社会。此外,极端的本位主义在美国尤为较着,所以疫情只不外是放大了具有已久的问题——人们只顾本人,不戴口罩,不听建议。而亚洲一些国度之所以表示优良,次要缘由不只在于手艺的使用和当局的组织能力,还在于大大都公众情愿为他人考虑。好比,人们戴口罩是为了以防万一——万一我传染了,不要去传染别人,这恰是一种注重公共及集体好处的心态。”

我告诉列夫,比来在我的工作范畴,浩繁艺术行业的从业者都在会商疫情期间能做什么“有用”的事?对此,列夫暗示:“我看到一些媒体艺术家发布了若何用3D打印机制造口罩。在我看来,良多艺术界人士都在从现实用的工作。我虽然没有本人脱手缝制口罩,但会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一些带有教育性质的内容,例如我会链接数据可视化中的各类数据源,让读者可以或许多角度客观地解读被媒体报道的内容。他们不晓得若何读数据图,只依赖旧事的叙事线索,我认为这很倒霉,由于我们看到的旧事凡是是全面的——所以我试图教育学问分子,文化界该当更客观地领会正在发生的事。”

“当下,人们试图弄清若何应对危机——例如,但我们也能够发问:为什么要这么做?文化界人士似乎认为,无论如何,我们该当继续开展文化勾当,由于艺术很主要——简直,艺术很主要,但在线内容早已屡见不鲜,美术馆只是不竭发布更多的反复内容,这不是一个问题吗?大概,我们该当研究从未展现过的一部门艺术史,为三年后的下一个展览做预备,而不是像制造大片那样反复我们之前的出产体例。在某种程度上,这是人们迈出一步的机遇——做我们凡是不做的事,由于我们不必出产太多。”

列夫说:“我并非认为每小我都该当做更多的工作,大概他们该当做些对社区有用的事。我但愿本人有更多的时间处置持久项目,然而,每天我都在网上花大量时间浏览消息。我们面对的是一场悲剧,但它也像一部科幻片子,且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科幻片子——影响到了全球200多个国度和地域。”

(作者朱晓闻系艺术家、写作者,现居德国柏林。她的小我网站是,微信公家号为Salvia_Blue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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